航行在海上——专访柴静
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，它既不寻求幸福，也不逃避幸福，它只是向前航行，底下是沉静而碧蓝的大海，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。
2009年的情人节，北京满街玫瑰，满街爱情。
我坐在咖啡馆，看着柴静走进来。没有因为这个日子而妖娆一点，黑外套黑围巾，直短发牛仔裤，她挎着书包抱着书，清新如初。
第一次采访柴静，距今已逾10年。
那时，柴静是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人，主持一档节目《夜色温柔》，大受欢迎，电话和信件从北京、香港、天津、西藏等地涌来。她却主动辞职，要去北京读书。
柴静不是循规蹈矩之人。在长沙铁道学院读书时，她少言寡语，只贪恋广播里的人声热闹，毕业后应聘去了电台，完全丢掉了自己的会计专业。
小女生挣不到多少钱，租来的房子在6楼，时常断电停水，难免沮丧。19岁生日，房东收完租金，她身无分文，冒着倾盆大雨，湿淋淋地走到电台。1995年，她主动要求加做一档午夜节目，不计工资。
若干年后，散去的听众仍记得那个清冷的开场白：“我是柴静。火柴的柴，安静的静。”因为孤独而始的《夜色温柔》，打开的，也有她自己的心扉。
那时，她常说“宇宙洪荒，电光石火”，常放郑智化的歌：“玩火的孩子烫伤了手，让我紧握你的小拳头……”那时，常有军人、学生、小职员在电台大门外等候，只为送她一盆花、一盒润喉糖。4年后，她在电台里依依告别：“感激你们的诚恳，愿意和我共同负荷人生。”
辞职后，柴静对记者说：“来到北京，人就像一把刚出鞘的刀，充满对未来的狂想和激情。”
第二次采访是在2002年。
柴静刚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，成为中央电视台《东方时空》的子栏目《时空连线》的主持人。这档节目在一尘不染的演播室录播，柴静连线各路嘉宾，对时政事件进行深度评论。我在玻璃窗外等，看她录制结束语，不知为何，同一处她说错了几回，屡屡重来。
彼时的柴静每天读大量专业书籍，整个人扎进工作里，“却找不到状态，甚至不知如何提问”。
2003年，柴静调到《新闻调查》栏目任记者，从主题性调查、事件性调查到内幕调查，开始深入接触“新闻当中的人”。她关注他们的生活，认知他们的困境，犹如关注认知另一个自己。面对死亡、黑幕、阴谋和不公，她穿越恐惧，直抵事件核心。
人民网访谈主持人曾问她勇气来自哪里，她答：“我去采访讨薪8年未果的农民，在他坐过的法院台阶上坐着，体会他的无助；我去采访拆迁中丧子的母亲，看着她
泪流满面；我去采访注射了‘奥美定’的女人，用手触摸她胸部里的硬块，知道这个将永远无法根除……这一切让你知道你跟这个时代的联系。如果你仅仅为追求个
人幸福而活着，你将永远得不到幸福。”
对人的深度关切以及出众表达，让柴静为人所记。
汶川地震时期，柴静制作了《杨柳坪七日》，被天涯社区评为“2008年度最受网友喜欢的记者”。和当时若干赤裸裸的血泪报道相比，这个“七日”淡而有味。
2008年5月26日，柴静跟随一对在绵阳体育馆避难的叶姓夫妇，回到了他们在杨柳坪的家。
家成废墟。他们正上四年级的儿子，尸骸无存。叶哥指着一个旮旯儿说：“这是儿子上次跟我下跳棋的地方。”到了六一儿童节，叶哥跟邻居的孩子下象棋，心神不定，走了几个子就问：“我是输了吧？是输了？”
这是柴静记录的忧伤。
村民们从废墟里找出铁锅、腊肉、米、酒，从田里扯来小菜，聚在一起吃，吃饱了一起修路，搭帐篷。晚上的柴火烧得旺，失去至亲的一对叔侄相互安慰。柴静一手举着白蜡烛，一手抹了把眼泪。
一个丧母的孩子，收留了一只小野猫，说一定会努力让它活下去。柴静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他抚摩着猫，低头说：“它也是一条命。”
这是柴静记录的人性。
整个节目流畅自然，仿佛直接从杨柳坪切下一块，放在了屏幕上。
柴静说：“我会把解说词念给同事听，他们听不明白马上改，要用大白话，讲清楚哪怕最抽象的东西。”
彼岸归来，继续点燃烛火。柴静洗净铅华，更加朴素。
我们在小咖啡馆聊天。
我们谈了一些形而上的东西，从善恶对立说到科学精神，从无奈丧失说到幸福宽容，也谈了她的俗世生活。她读顾准、胡适，读到半夜，激动得不能睡，会发短信给
朋友。她也频频谈到几个人：《读库》主编张立宪，经济学者周其仁，“三农”问题研究员陈锡文。她谈到陈虻时，似斯人犹在。想起她写的《陈虻不死》，寥寥千
字，让人动容：
“只要我们仍能在一个片子中投入我们的泪水、情感和生命，陈虻不死；只要我们在人们都服从于错误和谎言的时候仍能站出来说‘这不是真的’，陈虻不死。”
柴静在走一条探寻真知的路，人声鼎沸却不无孤独。也许，你会随她同行。
宽容不是道德，而是认识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《新闻调查》调查的是损害公共利益并被隐瞒的事件，揭露黑幕，你因此受到过威胁吗？
柴静：在深圳，我们曾遭遇黑社会口头威胁。这
也是个信息—他们更害怕，才会言辞粗鲁。人都会有恐惧，但也会有比恐惧更强烈的感情。现在，我不是单纯揭露黑幕，还希望把瓶底掀过来看看背后是什么。譬如
你违法了或者有法可依，那现在我还要探究，那条法规依据的又是什么？阿城曾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他说别的作家遇到事物，往往都绕过去了，但是陀思妥耶夫斯
基“穿”过去了，这需要一种笨重又锋利的力量—实际上，这种力量就是逻辑，就是“真”，是“穷尽事理”。“真”，很吸引我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在探求真相的过程中，往往要对抗权势，陷身于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。你会有堂·吉诃德的感觉吗？
柴静：我的职业理想不是英雄主义的，不是为了当勇士。就像有人喜欢唱歌，但他的生活就是为了唱歌吗？有的人读了很多书，也不是为了当作家。
善与恶的对立，无知与偏见的存在，构成了这个
世界的微妙复杂。我不那么愤怒了，除了斗志，更需要科学精神—调查通往认知的障碍，首先不会指向权力，而是指向头脑。我所要做的，就是尽量呈现真相，和当
事人探讨解决方法，而不是口诛笔伐。不管你走什么路线，结果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去推进、完善一个科学民主、公平公正的制度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能否讲讲你和被采访者的一次冲突。
柴静：几乎没有。有一次，我问了一个问题，对
方大怒，我很平静。他说从来没有记者这么提问，我说也从没遇到过这么没水平的领导。当时这一幕都被摄像机录了下来，如实播出节目会挺好看。但是我考虑了一
下，对方也是因暴怒失态，我们需要的不是“失态”，而是事实。这段最终被剪辑掉了。当晚，他找到我，我们就事件本身又谈了两个多小时。临别时我说，请您尊
重我的职业，就像我对您的尊重一样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面对采访对象，无论是研制推广“奥美定”的院长，还是陕西“华南虎”的造假者，你都温文尔雅，这种态度意味着什么？
柴静：最初当记者，我会炫技—你看，我的问题多漂亮，我把对方问倒了，我赢了。但仅此而已，对于解决问题有何帮助？在节目中，不轻易做出褒贬，要做的是细节探究和幕后挖掘，能让对方自由表达，帮助公众得到尽可能多的真相。
在《虎照疑云》的调查中，我和当地林业局的负责人沟通时，他并不知道国外在确证物种存在时需要5个证据。我没有诘问，而是老实地告诉他是哪5个证据，然后问他：“现在知道了，你愿意调整你原来的看法吗？”从前我不会这样。
宽容不是道德，而是认识。你了解了人和世界的复杂性，就会有宽谅，不会有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。
聪明人下笨工夫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《新闻调查》的收视率会给你压力吗？你父母会在乎你的出镜率吗？
柴静：我希望我可以不关心收视率。我的父母以前会在意我的出镜率，会在意我的妆化得好不好。我说，我希望你们关注节目本身，完全忘了女儿的存在。
我20岁时想成为奥里亚娜·法拉奇，30岁时不再有这个参照。名利好吗？我在飞机场的候机室看书，突然有陌生人问候，书就看不下去了。名利会妨碍私人生活，有时我把它看成是这份工作不得不承受的东西。人究竟为了什么工作？想清楚了才能继续走下去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从早期的《双城的创伤》到近期的《征地破局》，你一直非常关切他人的命运。对人的关切是你工作的原动力吗？
柴静：我承认采访需要冷静，但采访有时也是人情往来，是最朴素的真诚。不能不关注眼前这个人，因为他也就是你自己。
北京奥运会期间，我在MPC（主新闻中心）盯
发布会，自己又做了期节目，将镜头对准没有获得奖牌的运动员和特殊的胜利者。我希望从个人角度解读“不朽的奥运精神”。当时我也在问自己，非要这么做吗？
没有谁逼我，没有地方播出，时间也很紧张。但我还是做了，把苏丽文、施泰纳、黄金宝的故事都放了进去，记录生命、情感、永恒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很多人对那期《奥运瞬间》念念不忘，你制作时是否煞费苦心？
柴静：当时我只有一个摄像，请了年轻志愿者做翻译。采访伊拉克运动员时，我等了8个小时。大家都走了，我问自己，非要这样做吗？还是等下去。
采访施泰纳，就是那个举起亡妻照片去领金牌的德国人，我问：“幸福是什么？”他说他和妻子一起在森林里面跑步，当妻子回眸一笑时，他拍下了她，“那一瞬间就是我的幸福，我的一切”。妻子因车祸去世，他那么悲伤，依靠什么力量夺冠？他刚回答完，小翻译就哭了，他也哭了。
他说：“是愤怒给了我力量，我恨她的死亡!”
这句话刺穿了我。当时，我觉得空气里都有一种震颤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我看到他的眼神，彼此理解。得到金牌的那个夜晚，他说自己很孤独，因为爱的人不在身边。
采访结束他要离开时，我给了他一个拥抱。我想告诉他，他并不孤独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万一这期节目无法播出，你会不会失落？包括之前《新闻调查》已经制作但不能播出的节目，你也付出了心血。
柴静：不以功利为先导，耕耘本身就是收获。做事，有时仅仅出自天性。
六哥（张立宪）当初做《读库》时，也没设想什么商业前景，想做而已。当很多人在学四两拨千斤的技巧时，他主张聪明人下笨工夫。他说现在这个社会，聪明容易达到，笨很难实现。
上期的《读库》采访了盲人歌手周云蓬，作者跟
了周云蓬半年多，包括他的排练、演出和生活，写了三万多字。值得费这么大劲吗？六哥觉得值，只要是读者想知道的，他就要下工夫。六哥还谈到台湾的舒诗伟。
这个人在美国留学生活了11年。1993年，舒诗伟去台湾农村考察，一住就是15年，和农民一起解决一些台湾的“三农”问题，至今还在农村，不肯回城。
这都是人性中最质朴的东西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在《征地破局》中也涉及了内地的“三农”问题，你有什么特别体会？
柴静：那期节目我采访了“三农”问题专家陈锡文。采访他前，他就穿着一条老北京常穿的秋裤，很朴实。我和陈锡文聊了四个多小时，都是技术问题。他的解答专业冷静，不焦躁，不偏激，耐心又宽容。当我谢谢他的细致时，他说，我多说一点，你就多知道一点。
之前我查阅了很多资料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地政策基本过了一遍，还是有个问题很困惑。当我问出的第一秒，他就给出了答案，好像一直在等着我问。那一线脉络，他得拂开历史的浮尘，通过各种复杂的关联，才能剔出来。
一个人了解中国的农业问题如此之深，也深味各种矛盾积怨之深，苦口婆心地传达了很多年，不管如何，始终勤勉如一。中国有这样的学者官员，我还能抱怨什么？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你跟陈锡文很熟悉吗？
柴静：在《时空连线》时就认识了。就是那个
人，说起有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被拆了，小孩们哭了，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眼泪……他1950年出生，当过农民，现在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
组办公室主任。他说这几十年来只想为农民做一些实事，让他们继续对明天有信心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工作至今，你会有职业困惑吗？
柴静：没有。我只对自己有困惑。思考都来自于困惑，就看是真困惑还是假困惑。
年轻人是不承认无奈的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2007年7月到2008年6月，你的博客是空的，那段时间文字都写在了哪里？
柴静：表达是种诱惑，也是种陷阱。每天更新博客，证明自己一直在思考，而且很快得出了结论—这太浮躁了。尤其拥有部分话语权时，更要谨慎。
《大公报》的创办人胡政之说过，下笔切忌嬉笑怒骂，要有公心和诚意。
媒体平台不是用来表达个人思想的，是提供事实与信息，让观众、读者思考。正如康德所说，启蒙只能是自我的觉醒，不是传教士式的自上而下的教导。传媒所为何来？就是为大众提供一个公共空间，让不知者知情，让无声者发言，让异见者表达，让争论者自由。
去年，我有比较多的时间读书，还记笔记，就像小时候抄写名人名言一样热情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最近常读的有什么书呢？
柴静：正在读《顾准日记》。那时动荡不安，他身染重病，还是坚持自己的治学、思考，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。如果给他一张宁静的书桌，再给他10年，他能走得更远……
我现在就拥有这张书桌，只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长久一些，能看到未来更多的可能性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今年年初，土豆网上有位“柴米”特意给你写道：“阿城说，无奈是人生最深刻的感觉。你怎么理解这句话？”
柴静：这两年，我对“无奈”这个词体会很多，这对我的采访、对世界的认识都有影响。年轻人是不承认无奈的。懂得很多事情不是一己之力就能解决，很多失去不是努力就可挽回，就懂了无奈。
最大的无奈是什么？死亡。去年的汶川地震让人们在一瞬间经历了丧失，懂得了死亡。
在录制《杨柳坪七日》时，我很少追问。那些人正经历丧失和无奈，不需要喋喋不休的同情，最好的就是陪伴。他们烧火做饭，我在一旁待着，他们说话喝酒，我也喝一点。
我拍摄过废墟，山里很静，鸟儿飞过去的声音都能听见。叶哥叶嫂就站在他们坍塌的房屋前，久久凝望。那一刻，沉默胜过了千言万语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那一刻，你忘了自己的职业，只是陪着他们面对无奈。
柴静：如果他们说着，而你麻木地记着，就只是“记者”，而不是“人”了。
顾准在日记中，记载人们得了浮肿病相继死去。前一篇他客观看待世界，笔端冷静到残酷，后一篇，他仍无法避免心脏涌起的阵阵绞痛。
无奈是无法规避的，必须和身边的人们一起承担。我们都是如此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少女时代你不是很合群，但现在你完全融入了人群中，这种情感能持续下去吗？
柴静：凡·高画的《向日葵》，大家都说是疯狂的、有激情的，阿城却说，你仔细观察那些向日葵，凡·高的每一笔都是冷静克制的。
激情唯有凭借冷静才能长久。
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：与10年前相比，生活本身有没有变化？
柴静：我还住着10年前的房子，其他女孩子有的喜怒哀乐、俗世生活，我也没有两样。我喜欢莱蒙托夫的一首诗，大致是：“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，它既不寻求幸福，也不逃避幸福，它只是向前航行，底下是沉静而碧蓝的大海，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。”
